汪建 斗战胜佛(上)

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掌握。这有什么错吗? —— 汪建

人物 20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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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同事在一间寺庙里抽签。或许是出于恶作剧和“抽签也都搞不过我”的胜负欲,汪建找到寺院的人用 300 块钱买到了 3 个筒子,每只筒子 10 只签。拿到所有签的汪建走到一边,把其中的中签、下签全扔掉了,结果是,所有人从他手里抽到的都是上上签。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签,都是上上签,对吧……我反复讲的,不要相信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要听天由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就是华大,我们是走的这条路。”

接下来他再次重复了那句在华大人人都熟记于心的口号——“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掌握。这有什么错吗?”

“我像狂人吗?”

汪建平静地反问。在他左手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和一座他提前为自己订制的玻璃“墓碑”,上面刻着“汪建 精彩人生(1954—2074)”。他打算活到 120 岁。

有人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在传记《钢铁人马斯克》的一开篇,伊隆·马斯克和记者艾胥尼·范思在硅谷一家高级餐厅共进一顿冗长的晚餐,就在快结束时,马斯克向范思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认为我是个狂人吗?”

在中国的语境下,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的“幻想”与“疯狂”大概不输马斯克。11 月 7 日,汪建一共接受了《人物》12 小时的采访,又用了另外 3 个小时开董事会。距离深圳市中心单程 30 公里的华大总部是一座被工业园、沙县小吃、五金店、洗浴城、物流园、炒冷面包围的极其朴素的大厦,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机构的心脏。

此前,汪建曾在更具现代感、以梯田状建筑为主的国家基因库接受《十三邀》许知远的采访,两人沿着呈 DNA 螺旋状上升的阶梯向前。许知远瞥到下方一楼大厅里竖立的猛犸象雕塑,上面印了四个字:永存永生。许知远问,“是不是你要把它弄活了?”汪建回答,“就是要弄活它...... 现在主要是生不出来...... 别的象代孕不了它。”听起来毫无玩笑之意。

即便还没能再造猛犸象,汪建也已创造了许多可被视为辉煌的成就:19 年前,汪建和华大最初几位创始人以民间身份争取,最终代表中国参与和完成了占著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1% 工作量的人类 3 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破译工作。2003 年在 SARS 爆发期间,这个刚成立 4 年的民间科研机构在国内第一个破解病毒样本的基因组,又在随后 15 年间先后完成“水稻基因组”、“炎黄计划”、“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等项目。去年 7 月,华大下属的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市值最高时超过千亿。在生命科学被视作将全面深刻影响人类生存面貌的 21 世纪,汪建和华大是人们在讨论这些话题时无法绕过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汪建是技术理想国俱乐部的一员。他相信,技术的进步能够解决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麻烦和痛苦。他希望用基因科技造福人类,从减少出生缺陷、预防治疗疾病和更广阔更具想象力的角度,使得“人类掌握生老病死不是梦想,每个人都可以一百岁不封顶”。

对于汪建来说,他想要对抗的大目标是时间,以及衰老降临的速度。在通往大目标的路途上也有一些小目标——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 SARS 期间。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颜光美,是汪建在湘雅医学院时的大学同学,也曾是广东非典防治领导小组的成员。据颜光美回忆,当时从 SARS 病人身上抽出的血作为珍贵的资源被封锁得很厉害,占有血液样本的人员“就讲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我排第几,你排第几,就是这么一些事情在搞”。

与此同时,汪建却四处寻访病毒样本而不得。当汪建得知颜光美要参加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为了解内部信息,他决定假扮颜的助理混进会场。谈不上意外,会议还没结束,汪建就因为“非常大的脾气”而被识破。

他在会场“炮轰”各方各自为政。颜光美说,“他们(华大)只要拿到了这个东西,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出来,你解出这个结构,马上可以把疫苗做出来……最终想要做出来以后,老汪他们完全为人家打工,名字你都不要署……也符合老汪一贯的风格,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才不在乎什么名利什么事情。”

对于汪建来说,现实的名利远不如“斗”和“赢”所带来的快感重要。最终汪建从与他交好的北京军科院那里获得了病毒样本,但还是晚于美国 4 小时读出病毒,这成为长期处在竞赛状态的汪建抱憾的事例之一,“就晚了洋人几个小时啊!”

几乎每一件小事都可被他上升到“斗”的层面。今年 64 岁的他看起来非常强悍,极度乐于展现自己的体能。他几乎会在接待每一次采访拍摄时都在工位的吊环上做引体向上,并享受来访者的惊讶和赞叹。做完 18 个引体向上后,他解释,“我现在是很简单,每年增长 1 岁,增加 1 个。比如 2018 做 18 个。明年是 2019 年就做 19 个。”

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怎么比我还疯狂”的特质的吸引,王石与汪建成为至交,两人常常一起登山。但与强悍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汪建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在进行登山活动时身体极度脆弱。

2010 年,56 岁的汪建决定与王石、自己的学生陈芳等人从珠峰南坡登顶。那时他刚刚因滑雪而腿部受伤,在陈芳的描述中,“脚又是瘸的,又高原反应,胃肠道反应,上吐下泻的,还得『嗑药』(服用中枢镇咳类药物)。”夜里所有人被汪建咳嗽的声音吵得睡不着,“王石主席就一直吐槽,说夜里根本就没法睡。”

糟糕的身体状况,让汪建连登山前的适应训练也无法参加,“他每天就跟个旱獭一样,坐在这个营地门口,晒着太阳,然后拿个望远镜,看着很远另外一个山上的小黑点——我们在那儿训练。”

有一天,朋友王秋杨带着 50 公斤的物资来营地探访,那时大部分人都在山上拉练,大本营空空如也,“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蒙着粉色的枕巾坐那儿,猛吸蒸汽,把蒙的东西一打开,我们发现是汪老师。”汪建正在使用夏尔巴厨师给的一种精油类土方给自己治疗。

在训练过程中,领队罗塞尔又赶走了 6 个人,被赶走的人不甘心,质问领队,“你看那个 Professor 汪,他为什么不走?”

汪建不会撤退,并且一贯如此。4 年前,他试图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在准备过程中就表现出头晕、呕吐,那一年还有队员出现了事故,从海拔 8000 米处滑倒,竟一路沿着厚厚的积雪滚回了海拔 7540 米的 3 号营地。当时,包括著名登山家、队长王勇峰在内的队友都劝汪建不要冒险登顶。但汪建才不听,他公然宣称,“走,去找拉塞尔(登山公司),找他要两个夏尔巴,我自己上!”陈芳记得有一天下午王勇峰被汪建气得失联了,“自己跑到隔壁山上一个大石头后边坐了一下午”。

但这次在珠峰营地休整一个半月后,汪建的状态开始变好,只是因为脚伤和背包负重的缘故,走路仍呈摇晃状。从 2 号营地到 3 号营地攀登要经过一段近乎垂直的山脊,当天风非常大,陈芳描述当时的状况,“大家是一根绳子,汪老师他因为老晃嘛,他脚底也不稳……就跟荡秋千一样,那个绳子就来回之字型的荡……他一荡,那个绳子从我头顶上『嗖』就过去了,我就得低头躲过去。等我好不容易直起腰来,他又荡回来了——我最后真的是在楼下骂脏话。”

在那次登顶前夜,汪建曾找到比自己年长 3 岁的王石谈判,“明天,我们登顶时,你能不能让我先走 20 分钟?”王石回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 2003 年登上珠峰时,是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中国人。这次如果你让我先走,我就创造了一个新纪录。20 分钟后,你登顶,你就打破了我的纪录。但至少我保持了 20 分钟的纪录。』”

王石本想同意,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原因在于审慎、理性的王石认为平时训练时汪建总比自己慢 40 分钟,如果让汪建在山顶待 20 分钟,就意味着自己要等 1 个小时,“在那种海拔,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就在王石次日登顶过程中,他四周观望,没有看到汪建的队伍。他想汪建最后应该是放弃了。但当他即将登顶时,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提前 1 小时就出发了——“站在顶峰,卡着腰,骄傲地笑着”。

是汪建。

睥睨一切

汪建被围住了。

“一圈的特警,他一个人站中间,围着他。旁边还有机场偶遇的一个老朋友,一看到他那个架势,就开始撸袖子,说,『老汪,要不要帮忙?』”

十几年前,汪建和华大同事等十余人从北京去拉萨出差,为了赶时间,汪建试图指挥司机通过首都机场地库的特许通道,于是当一名同事紧急下车奔向柜台办好登记手续再一回头时,看到了汪建与众人对峙的一幕。

汪建的人生似乎总是充满这样的张力时刻。同事杜玉涛记得,汪建甚至在紧张工作间隙进行的车里短憩醒来后会说,“睡了 20 分钟,起来又可以『打架』了。”他喜欢用“打架”这个词指代和譬喻自己那种充满自我格式而非被外界格式化的能量狂欢生存模式。

2003 年 SARS 期间,汪建每天开车在华大和军科院实验室之间送取病毒样本。华大前员工杨玲记得,汪建那时每天都会掐着表计算路程时间跟前一天的自己竞赛,“今天又创了什么纪录,28 分钟,25 分钟,23 分钟……”。一次下大雨,汪建故意开着车轧过一滩水,水花溅向旁边玩水的小孩儿们身上,杨玲对此的看法是,“自己就觉得特别开心。常人来看压力很大的时刻,但他很 enjoy 那种经历和过程,很能体会由此带给他的快乐和享受”。

前往华大总部,一路上要经过摩天大楼群,城中村,数不清的购物中心和最具深圳特色的巨大城市广场。逐渐地,城市在后退,山海在靠近,路过盐田的港口,船舶,隧道,码头,货船,集装箱,到达目的地。

不能将汪建的帝国称为“企业”,他会即刻表示反对,“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两个词,一个企图的业务,什么家?我啥家都不是,(我是)洒家。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管理,我最讨厌的就是管理,管理就是一个官,我什么时候服人管,我乃来自花果山!”

但有趣的是,这位不服管的狂人,目前也正在“学习变得 nice 一点”。11 月 4 日,在《人物》封面拍摄现场,当被问到“开始学习变得 nice 的具体表现有哪些”,一位研究助理替他抢答道,“比如,接受你们漫长的采访。”

这场漫长的采访是从展示和解释开始的。在过去的一年中,部分由于汪建的言论,华大一直处于争议和舆论风波之中。

2017 年底,汪建在“深商大会”上声称,“未来 5 到 10 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这不是开玩笑,人造生命进展可能比人工智能还快……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来了。”

2018 年 5 月,汪建在贵阳出席公开活动时称:华大所有员工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如果有出生缺陷,说明公司“忽悠社会,盯着别人的钱包”;公司所有员工必须活到 100 岁,“100 岁不封顶”。

类似“任何生命”、“不允许”和“必须”这样充满绝对意味的表达,不仅在不断挑战公众对常识的认知,也在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和企业家等专业人士的一般印象。

之后的 7 月,一篇名为《华大癌变》的文章彻底将华大拖入争议疑云。该文以一例个案质疑华大基因代表的国内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在消费环节中被过于“推崇”,但实际上未能起到筛查作用,致使一产妇产下生理缺陷婴儿,进而认为华大已演变成为一间作恶的公司。

尽管华大在随后的澄清中指出,消费者在检测前会获知风险提示并有多种选择,且该个案婴儿染色体缺陷并不在这一检测的排查目标范围内,但不断出现的风波叠加过去几年汪建的众多“惊悚”语录,让华大基因和汪建的社会声望,像公司市值一般,从最高峰时的千亿跌落至目前的两百多亿。

汪建善用标语式口号,具备一种革命者般的动员能力,能够对基因技术的前景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并辅之以快速更新的 PPT,但另一方面,这位希望用基因技术造福人类并最终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技术信徒,却又在很多时候身处由认知场景、个人性格、知识壁垒、资本围拱等建构的一座巴别塔中,不能让公众真正懂得他所要传播的知识和价值观。

“他有时候这样,做一个把嘴巴缝上的动作。”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朱岩梅回忆。这个行为意味着汪建认为自己要闭上嘴,少说过激言论,以示“对股民负责”。

这是困难的。在汪建被限制言行后,华大运动 CEO 曹峻还没有直接见过他的反馈,“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嘴巴一定是非常硬,你要直接跟汪老师说,汪老师,你以后可能这些话,公众场合的话要少说……他肯定会是那个标志性的表情(昂头斜眼),我管他们!”

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反复强调自己要少说一点话,但睥睨一切的汪建依然对“员工必须要活 100 岁”的判断保有充分自信。接受采访时,他拿出手机点出一则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新的年龄分类,“中年是 66 到 79,老年人是 80 岁至 99 岁,长寿老人,100 岁以上……”

“你看,我就说我一直坚持说这个话,但网上都在骂我,对不对?什么是狂想呢,你看完就知道了!”汪建再次激动起来,“就像当年我们说要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人家说你是疯子,对吧,成了嘛!说我们狂妄,要做中国世界最大的测序机构,做成了!就是这 20 多年,你可以追溯我的每句话,包括在 10 年的尺度上就没有打歪过!”

某种程度上,他是物质决定论的追随者——从科学的角度讲,他信奉技术的进步会解决人类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痛苦和困惑,活着是硬道理;从商业的角度,他相信工具决定发展。2010 年,华大利用国开行数亿贷款,从美国 Illumina 公司购买 100 多台测序仪,藉此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几年后,Illumina 出于竞争的考量,通过停售新测序仪、提高配套试剂价格和拒绝维修设备等手段限制华大的扩张。

感到“被人卡住脖子”的汪建最终决定反向收购美国另一家测序仪器制造商 Complete Genomics 公司。2012 年 12 月,此前一向拒绝与资本亲近的汪建,在王石的沟通、安排下,出让华大科技 42% 股份,融资 13.98 亿元人民币,在 2013 年 3 月完成对 CG 公司的全额收购。

2018 年 8 月 4 日深夜 11 点, 王石通过社交媒体公布,正式加入处于风暴中的华大集团,担任联席董事长一职。王石告诉《人物》,他会从现代企业的治理、经营的专业化乃至机构面对舆论风波的应对方面,将自己过去 30 年的相关经验用在这份新工作中。

王石告诉《人物》,汪建身上最吸引他的特质是“野性”。在共同的朋友曹峻看来,“王石较真、理性、自律,汪建不讲套路。王石可能叫有『野』的心,但汪建真的是叫野性,非常自然和天然。”

但即使是在王石已经加入华大 4 个月后,依然有数位万科员工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王石这个决定的不理解和对汪建个性的不认同。其中一位告诉《人物》,“汪建太狂了,很不务实很不靠谱。”还有一位回忆与汪建曾一同在国外某机构参观,汪建的一些表现显示不出他对异国科学家的“尊重”。

但王石愿意给汪建“背书”。在比较自己和汪建时,王石说自己更忘我,“分寸把握得比汪建好”。

在此之前,汪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商业特质,这也包括面对资本。颜光美的不少朋友曾找到他,希望通过他跟汪建谈投资华大的事。对方一问“你的这个回报率是多少?”汪建就负气说,“没有回报,回报零。”

“有一次,华大与投资人见面,王石来站台,老汪没得价钱讲,说了一个百分点一亿,你们谁要干就留下,谁不同意这个价钱就出去。”颜光美回忆。

从来不惮与人正面对垒的汪建,还曾说过“有朝一日复活了基因库门口的猛犸象,谁敢惹我们,我们就骑着猛犸象拿竹竿去捅他们家窗户”。

和玉高林资本曾在 2013 年前后投资华大 20 亿,合伙人之一曾玉承认,“坦白说听到『投资人不听话就打屁股』,或者『钱你悄悄地从门缝塞进来人走』这种话,会特别烦,但他就不去讨好和迎合任何人和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搞他一下呢

与王勇峰反复“斗争”登上卓奥友峰之后,汪建曾与一片三角形阴影较上了劲——登顶完成,他突然一回头,发现自己被一片阴影覆盖住了,后来才明白那是珠峰峰顶投过来的一片阴影,“我就看那个阴影,我就不服气,我永远不能在阴影下。”

憋着一股气的汪建决心要把投射阴影的珠峰踩在脚下,这才有了其后先于王石登顶珠峰的故事。但一切还没结束,去年,董事会办公室的研究组来了一位叫谢青的海归物理生物学博士。汪建不仅要复仇,还要把“珠峰阴影”怎么产生、在何种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弄清楚——这位博士也确实完成了任务。汪建认为,这件事是最能反映他性格和科学思维的,“你们要是能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我就瞑目了。”

汪建颇具斗争精神地发表感言,“我既然被它阴影了一把,我不仅要把珠峰踩到脚下,我还要花十几年把它搞明白了……凡是被老汪盯上的,你就逃不掉。”

汪建出生在以革命、改造、改天换地为关键词的 1950 年代。父母都是四野南下湖南湘西的干部。直到 1960 年代,汪建五六岁的时候,家里还能吃上供给制下英国进口的炼乳。

“文革”开始,汪建的父母都被打倒下放改造。他在 14 岁那年下乡当了知青,突然从物质充裕的供给制大院系统进入一个被饥饿、寒冷包围的农村新世界。1968 年,正是长个的时候,衣服短了可以将就,但鞋子穿不进去了,最终练就能够光脚在铺满小石子路上跑的本领,“冬天用点棕麻把那个脚趾头包上。毛巾用得不能用的时候,变成茸茸的时候,那最好包一下,一跑热就赶紧塞兜里。”

更难忍受的是生理饥饿。后来当了生产队长的汪建曾经和知青们用小竹签捅破米袋偷米,这样能够保证米袋最上面的徽印形状不变。最多的时候,少年们逮到过二十几只老鼠,还偷过隔壁村的狗。最怕的是每年 6 月到 8 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煮那个竹笋,哎呀,吃的想吐了。”饥饿留下的副作用是多年后他拒吃竹笋、黄瓜和西红柿。

有一次,汪建带着一些饼干送去给幼儿园的弟弟和妹妹。两个小孩把脸贴在那个铁栏杆上,他把饼干塞到他们嘴里,“你要给到他手上,别的小孩就抢走了,小孩能够够到的地方,那个树皮、树叶全都没了,吃光了。”

这是那一代人同时感受到巨变后,进口炼乳的甜蜜交替天灾人祸的直接。在没有父母只有靠自己的农村,孤独的汪建愈发只能保全并强大自己。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感受逐步生长。打架变成常事。插队时汪建遇到一位退伍伞兵,对方自认见多识广、力气也大。汪建感到不服气。

他想,“为什么不搞他一下呢?”

他决定和伞兵打赌:将雷管的导火索点燃,放在箩筐下,两人盘腿坐在箩筐上,在众人的围观下,看谁先弃筐逃跑。“我坐那儿,要面带笑容这样,那个导火索『嘶』,那个肛门就有收缩啊,他终于憋不住了,那个心理上的东西憋不住了,就跳下去了——我就赢了嘛!我赢了后,我就故意表演嘛,坐那儿,『咣』,那个箩筐在那个空气推动下,弹起来半米多高,一米高,我就稍微动一下,从此以后我这个(江湖地位)奠定基础了。”

为了在这场斗狠的表演和权力的争夺中,赢得全面、潇洒且彻底,汪建曾经多次试验雷管的威力,他早就知道,箩筐和屁股都炸不坏。

在天性与时代环境的共同刺激下,汪建的野性和斗兴没有在改造和知青生涯里受到限制,反而得到了通畅的释放。

1976 年,他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湘雅医学院就读。有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录取大学生看不起工农兵大学生。有一次,汪建和颜光美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个 77 级同学一下课就直接插在了两人前面,争斗由插队逐步演变为对工农兵大学生的人身攻击。

颜光美回忆,“老汪这个人平时话不多的,他当时就把人家从队里拎出来。他力气大得要死,人家看到他公然把人从队里面拎出来,好像很没面子,为了面子想跟老汪打架,来了两三个人都不是对手,汪老师个子不是特别高大,但是学习成绩和体育成绩都很强悍的……就在食堂里面揍了他们一顿。”

汪建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湘雅录取线只要 55 分,如果我们有机会高考,才不考湘雅!”颜光美气到找了一份 77 级的高考试卷,在学校篮球架下面“用了 15 分钟就做完了”。又由汪建执笔,分别给“校方和小平同志各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学校找他们谈话,“不管工农兵学员,还是高考录取的大学生,都是党的孩子,不要这么对立。”

不服气的汪建和颜光美后来成了医学院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二。这两个刺头也从那时因脾性相投,成了一生的挚友。

颜光美回忆,那时的汪建就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对奖学金、助学金嗤之以鼻,拒绝当团支部书记,“这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这已经非常的离经叛道了”。

在医学的领域内,汪建对人类本身的痛苦有了更深的体会。在那时的死亡病理讨论课上,大家要跟同学和老师报告各自的病人,汪建所碰到的案例包括心脏病、哮喘、结肠癌,也包括先天性阴道闭锁,病人的男友请汪建吃饭,探听这病能不能救,救不好会是什么样——在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种疾病其实是典型的基因病。

那时汪建一周的生活费加起来是十几块钱,他花了 30 块钱买了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把每一个病理,就是诊断、治疗、抢救、死亡,死后总结,都写下来。”

他也一度研究过气功。1984 年,气功风靡当时的中国。汪建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被借调,但却逐渐感到气功的可疑之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组来北京拍摄气功主题的电影,为了戳破假象,汪建“坚决要去当那个志愿者”。

“我当时落枕了,他(气功师)一摸就是有那个痉挛嘛,然后发功了就问我有感觉吗?他就暗示我,就是说你有感觉,我说没有。他就揉,揉的话也没感觉。他就捏、掐,掐了也没感觉。他说你要再说没感觉,皮就拧掉了。皮拧掉也没感觉。最后这个出血了嘛,出血了(我也说)没感觉。然后他们就要把我赶出项目组,我说你们这个都是骗人的。后来我就是跟他们结仇了嘛,他们到哪儿,我就跑去揭发他们。”

气功无用。大医院里人间痛苦,让他认为临床医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之后,又意识到中医也对此无能为力。

汪建的老朋友、后来一同创立华大基因但最终分离的于军,在如今重新回忆起青年汪建时评价道,“也许他的初衷,就是想办一个企业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他也一直在为他的理想奋斗。”

要干就干大的

1980 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当代第一波留学热潮在 1985 年之后出现。那时,汪建已回到湘雅担任助理研究员,他展示出了自己的科研天赋,很快论文数量已经足以破格提副教授。但与此同时,汪建也在准备出国留学。

他去医学院办退职。对方告诉他,讲师以上是不能退职的。拖沓的人事手续办理足足延绵了半年。那年夏天,汪建再去时,发现“他们居然在那儿分西瓜,把我气懵了,想到以前考研究生就是他们不让我考,我在办公室把他们西瓜都给砸了,我说上班期间,你们分什么西瓜?你们是办还是不办?”

1988 年,汪建如愿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两年后进入华盛顿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检测等等。

但 6 年之后,他决定退出基础科研领域。直接原因是在追踪英国科学家范恩和学生蒙卡达的研究中,他发现从阿司匹林再到伟哥,他们共同的一个领域,持续催生几项重大的科学发现,推出了 3 种重要药物,自己已完全不是对手。这大概是好强的汪建,在 40 岁的人生中,第一次彻底认输。

于军在回忆起那代留学生时感慨,“我们基本上是,我们这代人都是强弩之末了……我们都要决定后半生要干啥了。”

美国生活对此时的汪建来说太过贫乏。他回忆,每到星期三下午,西雅图的留学生就打电话,“哎呀,周五干嘛,周五是不是搞个什么事情啊?周六上哪儿去 picnic 去啊?然后说哎呀,谁看孩子啊?我说行,你们都走,我看孩子。”

陈芳能够理解汪建那时的苦闷。“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什么,那当然是诺奖。那发现说诺奖我大概是没戏,那我干嘛这个在学术的路上走到底呢?”

颜光美感到,正是“这个壮志未酬的这种感觉,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了解,他怎么会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他怎么会在机会出现时敏锐地抓住它?”

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于 1985 年率先提出并于 1990 年正式启动,但在近 10 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突破性的组织行为和具体计划出现。这是 20 世纪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类共同体气质的行动计划,与曼哈顿计划、 阿波罗 登月计划并称 20 世纪人类三大工程。

承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意最初来自于军,他对汪建说,“我是公费出来的,我们不给国家做点事,我们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说做就做,做什么呢?把基因组计划搬回去吧。”

1993 年前后,汪建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他创办北京 GBI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做乙肝和艾滋病试剂生意,第一桶金赚得轻松。

在后来创建华大的四位创始人——于军、杨焕明、汪建、刘斯奇中,汪建最初扮演着联络者的角色。从 1994 年到 1999 年最终拿下 1% 人类基因组计划,四人的关系至少从空间来看是不够紧密的,杨焕明在欧洲,其他两人在美国,汪建在北京。

1994 年回国的汪建,在开公司积攒经费的同时,也在与国外的其他几人保持联络,获取人类基因组项目的最新进展。有一天,汪建觉得自己不能再无目的地准备和被动等待下去了,他已经憋太久了,他给杨焕明打电话,“我说你不回国,告诉你,我就带一把刀到你实验室,我剁了你的实验室。我不剁你,我把你的实验室给砸了。他说你敢,我说你看我敢不敢。到底干不干?不干就真的没机会了。我说,你们要不干,我也就不干了,我们就散。他说干什么呢?我说要干就干大的,干 1%。他说 1% 你开什么玩笑。我说你只要答应干就行了,真的。”

两人又给美国的于军打电话。当时的状况是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人,于军觉得这简直就是发疯。“我说于军你别管抽疯不抽疯……要不然我们就散了……他说那我想想,第二天他打个电话,那就干吧。”

就像许多后来进入历史纪年的大事件一样,当回到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是在日常、潦草、偶然、毛糙,甚至只是在一点点模糊的不甘心和想要进入历史的冲动下开始的。

或者,从根本上,它来自那时候属于汪建那一代人和他个人性格禀赋共同融合形成的,40 岁的中年危机和忧愁,以及 1950 年代生人面对沉重的历史之“父”,想要找到自我位置的影响与焦虑。

1999 年的上半年,美国召开论证会,要加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度,汪建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回忆,他曾给国家相关部门通宵写报告,未获任何回应,“所以大家决定倾家荡产,砸锅卖铁,这事情也要做,要是没有作为,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们决定不依从传统的申请流程,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1999 年 9 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会议在伦敦举行。在丹麦攻读遗传学博士、熟悉国外基因研究学界的杨焕明以中国科学家身份在这个会议上说代表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这几乎可被称作一个谎言,当时这几个异想天开的科学家并没有国家批准,但于军获得了其博士后导师梅纳·欧森(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设计和领导者)的支持,本身也在核心实验室,杨焕明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汪建已从公司获得第一桶金。“就干吧。”

1999 年 9 月 9 日华大基因在北京顺义空港的一间厂房里成立。汪建将当时的人力状况形容为“草台班子,乌合之众”。他向北京和河北许多高校发出招聘启事,但反馈不多。最后,“外面谁来愿意干活的就行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国家行为,那时先把人手凑起来,恨不得雪天干活,擦擦手,就干了。但是你反过来讲,把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研究过程分解成为一个可以控制的工业程序的话,那确实很容易培训这个熟练工的。”汪建深知,这也是华大早期争议的根本,外界认为他们就是一帮洗洗手,离开土地的农民。

2000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 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已经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克林顿在致辞里特别感谢了“一群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在评价这一历经 10 年时间完成的科学成果时,他说“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一天”。

这群偶然集合,兴之所至想要“干件大的”、“强弩之末”的大龄中国留学生,最终,他们的名字都进入了历史。1% 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成了中华世纪坛所铭刻的两千年大事件中的最后一件。

帝国

在华大基因历史上,2007 年离开中科院体制,南下深圳 ,算得上 19 年里的大事件之一。

在这之前的 2003 年,因为非典期间华大破解病毒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和捐献 30 万份试剂盒,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观了华大。随后,华大进入中科院,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任副所长。加入中科院前需要进行个人材料的答辩和审核。答辩会上,汪建决定按自己一贯“非常诙谐的那种俏皮话”进行,重点在 20 个字:华大基因,建制齐全,战功显赫,装备优良,接受招安,再创辉煌。

话毕,现场所有人“哄堂大笑”。汪建记得有两位院长还跟他开玩笑,“你是对的,我们对你的操心是我们的认识不足,向你道歉。”

但自被“招安”,汪建和华大一直是体制内研究机构中的异类。几乎每一年,他们都在中科院所有研究所中考核排名倒数第一或者第二。

更糟糕的是,2006 年,第二代 高通 量测序仪出现,汪建热切建议中科院抓住技术迭代的时机购买仪器占据先机。随后有人举报他贪污基因所经费。尽管最后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包括“经历上的侮辱,审查上的侮辱,科研项目上的侮辱”,让他知道只能离开了。2007 年,从中科院离职的汪建和一部分员工来到深圳。

彻底脱离了体制,这成为真正属于汪建时代的开始。前华大天津负责人杨玲认为,“到那儿之后,新的身份和自由,他把他的个性和追求,以及他相应的呈现和表达发扬到了极致。一些看似很有个性的举动其实都是他的表达方式——你们看到的都是,不让坐电梯了,不准系领带了——都是。”

2007 年,当时还在丹麦留学的现华大集团党委书记杜玉涛第一次去深圳看望南迁的汪建和同事,从八楼电梯出来,迎面就是“融入工人阶级队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从空港到深海港,为国争光,情怀不变”、“中国人基因组中国人来测,黄种人的基因组中国人来测”这样的标语和口号。

她记起 1999 年自己作为实习生加入华大的第一天,看到简陋办公区墙上贴着用 A4 纸打印出的标语——“为了祖国的荣誉”时,也是同样的血脉贲张。在深圳“我看完又跟打鸡血一样”。

《十三邀》编导朱凌卿记得去华大录制节目的一个细节。在许知远进国家基因库拍摄后,朱凌卿一个人站门口抽烟,旁边一位门卫过来问道,“刚刚进去那位老师姓什么?”

门卫告诉朱凌卿,他想等许老师出来之后,跟他打个招呼,“感谢他关注我们华大”。朱凌卿听完的感觉就是,“如果连一个门卫都能这么认同自己的企业,然后甭管是不是汪建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他宣扬的那些平等,或者那个强势地能让一个门卫都能这样,这个企业哪儿有不发达的道理。”

1990 年代后的深圳,成为中国新一代梦想家和冒险家的乐园。这个以小渔村为前世的都市,至今依旧保存和叠加了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城乡、山海、人文地貌。开放的决心和资本的神话,曾让这里成为当代中国变革和试验狂飙突进的试验田。而这座面朝大海、四季花开的城市也包容了从体制离开后,失落流离的汪建和华大。

在新的决定到来之前,汪建和朋友们各自走上歧途。由于家庭原因以及对科研和产业化前景的不同看法和需求侧重,于军选择留在北京基因组,汪建则带着近百人离开,杨焕明和刘斯奇也在各自科研项目结题后离开中科院去了深圳。对未来要在产业上有怎样的开拓,当时的汪建还没有清晰的想法,但 2006 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让他坚信变革快要发生了。

他几乎要一个人建造一艘大船,甚至一个王国。

杨玲印象最深的是刚来深圳那一年,中秋和十一正好叠在一起。汪建压力很大,当时深圳市政府允诺给华大的支持尚未落实,华大自有资金已经支撑不了太久。在中秋聚会上,汪建的秘书担任主持人,“秘书随口说,大家来到深圳,人生地不熟,也挺不容易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一句话就点到他的(爆点),他就上来就是那种大发雷霆,要把他的秘书从窗口上扔下去,有什么不容易的,有吃有喝有住,当年 1% 和水稻项目那才叫不容易”。

十年过去了,那一幕就像一个镜头一样,让杨玲印象特别特别深,“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怎么那么不近人情,秘书也没说错什么话啊,不就是小孩子主持一个中秋的小聚餐,随口说了一句话?”

杨玲后来理解,“其实是一个『镇压』吧,我不给你讲压力多大这些事情,我也不去哄你,我就是要摁住防止大家乱想并蔓延这种思乡(骨干的家都在北京)的情绪。总之,革命道路不明确的时候,你们信我跟我走,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动摇。”

好在来自深圳市政府的资助逐年到位,华大从一间鞋厂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出发,最终在深圳扎下根系。汪建在基础科研、论文撰写和购买仪器扩大产能方面同时不遗余力,华大逐渐成为中国基因科技研发领域的前沿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测序机构。

汪建是这个帝国的缔造者。他用自己恒定坚固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全景式判断,构建了华大的意识形态地图。从力主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汪建身上始终存在浓烈的民族主义和家国意识,他希望能在生命科技领域“赶超”和“引领”,试图用简单、强烈的口号让所有人明白华大愿景。

2001 年华大在杭州做水稻基因组测序,有员工记得当时公司里贴了许多“精忠报国”的标语。为了激励年轻的科研人员加班,汪建骗大家日本将在“9.18”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

一位参与接待媒体采访的工作人员告诉《人物》,“我挺意外的,汪老师居然回答(你们)。(如果是)我们问,他就觉得我们关心这些干啥……一句话就把我们堵死了。你听我的就是了,信我的就行了。”

“信我的就行了”,是汪建常说的话之一。杨玲记得在华大多年的会议里汪建都提出,“你们就信我老汪就好了,你们信,你们就不要(质疑)。那意思就是说,等所有人都看明白了,这个事情就凉了。”

这种自上而下有时近乎“暴君”或者“镇压”式的话语,也释放出汪建在试图扩大领土、提高速度时的强人一面。在杨玲看来,这其中当然有“他战略的前瞻性和过人的趋势判断和把握”,但同时“也是对人性里天然要寻求安全感的一种挑战”。

汪建大概可以归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权威典型。在过去 20 年里,他用超人般或者宗教般的感召力和个人魅力,在华大的不同时期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信众”。从传播的效率和整体行动的速度出发,他认为自己做决定再交由其他人执行性价比最高。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出于他满溢的自信。

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同事在一间寺庙里抽签。或许是出于恶作剧和“抽签也都搞不过我”的胜负欲,汪建找到寺院的人用 300 块钱买到了 3 个筒子,每只筒子 10 只签。拿到所有签的汪建走到一边,把其中的中签、下签全扔掉了,结果是,所有人从他手里抽到的都是上上签。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签,都是上上签,对吧……我反复讲的,不要相信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要听天由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就是华大,我们是走的这条路。”

接下来他再次重复了那句在华大人人都熟记于心的口号——“我的基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我掌握。这有什么错吗?”

汪建 斗战胜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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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以为他什么都能,这本身是他不能。

    144 天前